本文共6653字阅读预计17分钟作者|燕海鸣本期编辑|朱依林 本期审核 |单敏敏 图源：网络1859年的一天，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收到了一份请愿书。写信者是一群法国耶稣会士，他们请求拆除当地一座已经残破不堪的砖塔。耶稣会士称，砖塔位于纳加帕蒂南市的近郊，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因此应该拆掉。同时，他们正在这块地皮上建设一座新式的天主教学校——圣约瑟学院，拆下来的建筑材料正好还可以用作修建学校房舍。总督把这件事交办给负责当地建设的工程师。对古塔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工程师写了一份报告，同意拆塔。报告里说，这座建筑是一座古老的废墟，虽然部分木材仍存留，但是正在逐渐坍塌，且既无雕刻也无铭文，没什么价值，也没有必要做修缮。但有一名当地议员站了出来，强烈反对拆除这座古塔，他叫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Walter Elliot）。埃利奥特不仅是一名殖民官员，还对印度当地的风土人情颇感兴趣，业余时间自学了当地语言，做了许多博物考察。早在1846年，埃利奥特就曾造访过这座古塔，还委托一位擅长绘图的工务局中士，绘制了塔的草图。1846年埃利奥爵士雇人所绘“中国塔”。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根据埃利奥特的描述，这座塔是一座三层四边塔楼，由紧密咬合的无灰浆砖块砌成，第一层与第二层以檐口线脚分隔，每面墙中央设有门或窗的开口。底层顶部可见第二层地板的固定痕迹，塔顶则完全敞开。底层的墙角因行人与牲畜碰撞而磨损，但整体结构仍坚固稳定。塔身未见任何雕刻或铭文。根据当地人的习惯称呼，这个塔拥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如古塔、黑塔、耆那教塔等等，但其传播最广的一个名字是“中国塔”。埃利奥特也认为，无论从形式还是装饰来看，它都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这座塔早在600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国的文献之中，它就是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的提到的那座“土塔”。
一、中国塔
1267年，一群来自中国的客商在印度东南海岸的八丹平原之上建起一座砖塔。半个世纪之后，汪大渊旅行至此，不仅看到了这座高数丈的土砖甃塔，还留意到了塔上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汪大渊通过当地人了解到，当年有中国客商来到这里做生意，在塔完工之日刻下上面的文字。在《岛夷志略》中，但凡汪大渊用“土”字描述的，土珠、土布、土粉等，都是指中国。因此，土塔也就是中国塔的意思。在此后的五个多世纪中，这座砖塔被来来往往的海上旅人看到。每过一段时间，就被有心人留意，用各种语言记录它的身姿。他们都称其为“中国塔”。为方便行文，我们也用“中国塔”来叫它。1614年，葡萄牙人看到了中国塔。耶稣会的马诺埃尔·巴拉达斯神父（Manoel Barradas）坐船经过纳加帕蒂南，在其撰写的《科伦坡城记述》中，他对当地“建造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塔印象深刻，其中颇为有名的是一座“中国的”：“在当地流传着一个不变的说法，这座塔是中国人在掌控印度贸易时修建的。它是用砖石建造的，尽管已经有好几百年无人居住和修缮，但它依然气势恢宏、完美无缺。”根据位置判断，巴拉达斯神父所看到的就是汪大渊所说的“土塔”。
巴拉达斯《科伦坡城记述》提及中国塔的页面。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1669年，荷兰人看到了中国塔。1658年，荷兰发起将葡萄牙人赶出南印度和锡兰北部的战役，伴随荷兰人节节胜利的步伐来到纳加帕蒂南的，有一位名叫菲利普斯·巴尔德斯（Philippus Baldaeus）的随军牧师。巴尔德斯不仅受命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该地开展教会工作，还对这里的风土人情进行了深入调研，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锡兰等东印度国家的描述》中，介绍了1669年他看到的“中国塔”：“在城市北侧的城门之外，矗立着一座非常高大的塔，名为“中国塔”（China Pagode），其附近有一处避暑胜地，配有十分宜人的花园和果园。”
巴尔德斯像。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锡兰等东印度国家的描述》封面。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1714年，又一名荷兰人弗朗索瓦·瓦伦廷（Francois Valentyn）来到这里。他是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植物学家，出版的著作《新旧东印度》详细描述了东印度洋的自然历史、风俗以及殖民的活动。在书中，他记录下从东南亚返回荷兰的旅程中，经过了纳加帕蒂南时看到的“中国塔”。瓦伦廷的描述和巴尔德斯差不多，都是说这里有一座高塔名叫中国塔，并说“很可能是中国人在某次入侵期间建造的”。塔的附近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是供总督使用。
瓦伦廷《新旧东印度》提到Pagode China。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到了18世纪中后期，荷兰人势力消退，在这片海域呼风唤雨的换成了英国人。在大英图书馆的绘画档案中，有一份创作于1784年的画作，画面中是纳加帕蒂南的寺庙建筑，右侧是一座三层砖塔，塔顶已经塌落，建筑上还长出了一点植被，但总体上外观比较完整。这应该就是“中国塔”最早的图影资料。塔的左侧有一系列建筑，可看到一座穹顶式的殿宇，不知道是否是曾经的总督花园。可惜画作的创作者已无从考据。
1784年绘画，作者佚名。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1797年，又一幅关于“中国塔”的画像诞生，这次作者留下了名字，是一位名叫乔治·拉尔夫·佩恩·贾维斯（George Ralph Payne Jarvis）的年轻人。有关贾维斯的资料并不多，他是英国裔，1774年出生在安提瓜，父亲是在安提瓜的种植园主。他于1792年开始在英国军队服役。这幅关于中国塔的手稿，绘制于他23岁时，可能也是在印度服役时的闲暇之作。无论如何，这幅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又一个关于“中国塔”的珍贵档案，相比13年前的远景，这幅画作中的古塔细节更为丰富，也残破了一些，有一种饱经岁月洗礼下的沧桑感。
贾维斯1797作品。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最终拆掉“中国塔”的，不是葡萄牙人，不是荷兰人，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一群法国人。1846年，埃利奥特爵士来考察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法国耶稣会士。他们住在塔旁的小屋内，条件非常简陋。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告诉埃利奥特，这里是刚刚成立的圣约瑟学院，他们希望把学院发展壮大，并谋划了一份化陋屋为殿宇的宏伟蓝图，向埃利奥特展示了未来校园建筑的平面图与立面图。“中国塔”就在圣约瑟学院的建设用地范围之中。在当时，这些法国人就有了拆塔的计划。二、纳加帕蒂南：从南天竺国到日不落帝国让我们暂时先忘掉“中国塔”，来看看它的落成之地——纳加帕蒂南（Nagapattinam）。纳加帕蒂南位于印度的东南角，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东南亚，要前往波斯、阿拉伯地区，必然经过印度南部；相反也如此。从东南亚顺着季风而来的货船，停靠印度的第一个港口往往就是这里。因此，到唐代时，这里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中国人的行迹。唐朝僧人义净曾写过一本《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面就提到了一位无行禅师曾从羯荼国（今马来西亚吉打）西行，经过三十天的海上之旅，到达“那伽钵亶那”，然后从那里仅需两天航程就可以到师子洲（斯里兰卡）了。那伽钵亶那，就是今天的纳加帕蒂南，甚至连音节都极为相似。当时的纳加帕蒂南是印度南部帕拉瓦王朝的重要港口。帕拉瓦王朝也曾在《旧唐书》里出现，所记载的内容也和修建佛寺有关。唐开元八年（720），南天竺国使臣向皇帝进贡了一只能说话的五色鹦鹉，同时还为唐玄宗建造了一座寺庙（“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宝多枝摩为国造寺”），唐玄宗寺御赐寺名“归化”。虽然不知道南天竺国是否就是帕拉瓦王朝，但至少说明，南印度统治者和唐朝皇帝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往来。10世纪时，东印度洋进入到了注辇国（Chola dynasty）时代。这个海上帝国凭借泰米尔人商团的强劲风头，成为西至印度南部，东到东南亚地区的强大统治者。宋代的文献曾记录了注辇国使臣多次觐见北宋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注辇国派使臣来中国，向宋廷进奉了珍珠、玻璃等贡品。使臣还表示，近年来有中国的商人到当地经商贸易，并转达注辇国王话：“十年来海无风涛”，一定是因为“中国有圣人”，所以派遣使臣来入朝，表达“远人慕化之意”。可以看出，从唐到宋，在印度东南海岸经商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群体，贸易量也达到一定规模。不然也不会引发当地统治者的关注，又是建庙，又是派使。
注辇国实力最强时势力范围横跨印度洋。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从注辇国出海的泰米尔商团风头更劲，把影响扩散到了整个东印度洋。这些商团在东南亚以及我国的广州、泉州都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社区。由于其信奉印度教，因此也把印度教信仰波及到了沿途各地。今天泉州遗留的印度教寺庙的构件，也是这些泰米尔商人留下来的遗迹。16世纪起，欧洲人来到纳加帕蒂南。1554年，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贸易站，并开始传教活动。巴拉达斯最初见到“中国塔”也是葡萄牙势力如日中天的时期。一百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纳加帕蒂南，并在1663年将葡萄牙人赶走。1676年，荷兰人与当地统治者达成协议，成了纳加帕蒂南的实质主人，并将其作为荷兰人在东南印度科罗曼德尔的首都。18世纪中叶，留下来一副描绘纳加帕蒂南的绘画作品，画面中清晰可见荷兰人修建的围墙围绕的城镇，其中主要建筑史一座城堡，上面飘扬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帜。1784年，纳加帕蒂南再次转手，经过一系列战争以及后续的和平谈判，荷兰人将其让给英国。如果我们回溯“中国塔”的历次记录和画像，会发现这座古老砖塔也一直见证着这片海港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大英图书馆留存的第一份“中国塔”的绘画形象，就是创作于英国统治开始的1784年，应该不只是一个巧合。
18世纪中叶描绘纳加帕蒂南绘画。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三、塔和人的结局
让我们回到19世纪，看一看中国塔的最后命运。1820年11月，一位名叫以利亚・胡尔（Elijah Hoole）的卫斯理循道会传教士来到纳加帕蒂南，在这里他见到了中国塔。在后来出版的《出使马德拉斯、迈索尔及印度南部纪行》中，他是这样写的：“城外有一座高塔……有一种说法称它是由中国人建造的，这似乎印证了它曾是一座佛教寺庙一部分的观点。它由红砖建造而成，砖块十分光滑且尺寸较小；砖与砖之间的黏合剂少到人们甚至对是否使用过黏合剂都存在争议。……这座塔高耸入云，在海上是最先映入眼帘的物体，荷兰人曾把它当作旗杆。我听闻一个消息，说有人在筹备拆除这座塔，我希望这是假消息，心里很是担忧。”
胡尔在《出使马德拉斯、迈索尔及印度南部纪行》一书谈及中国塔的页面。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胡尔的担忧最终成真。回到文章的开头，1859年，拆塔一事终于被摆上了日程。对此提出动议的就是那群执着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们的理由很直接——要修建圣约瑟学院的校舍。而埃利奥特爵士除了明确反对拆除古塔外，还提出让总督亲自去现场考察一番再做决定。当时英国驻马德拉斯总督采纳了埃利奥特的建议去了现场。不过，他看过后觉得该建筑没有什么历史价值，不应浪费公款对其进行修缮。但他也不同意拆除，而是指示将其围栏保护，以防人为破坏，并要求拍摄其现状的照片。可惜的是，总督的指令根本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因为总督很快就调走了。假设当时总督任期能长一点，或是下属官员能认真对待一二的话，至少我们还能留下这座古塔的真实照片。而埃利奥特爵士也结束了在印度的职务，回到英国本土。在走马灯一样轮换的官员之外，是那群无比执着的耶稣会士。1867年，他们再次申请拆塔，理由如下：第一，他们认为该塔目前状态不安全；第二，它遮挡了他们建造在其后的小教堂的光线和海风；第三，他们非常希望获得该塔所在土地；第四，该塔的砖块对学校建造工程非常有用。当地负责建设的工程师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这四条理由之中只有第一条还算合理。而且他认为，古塔是船只进入纳加帕蒂南的航标，具有交通的功能。因此他认为应该对塔进行保留，而不是拆除，并要列支一定的预算用于修缮。当地港口的一位船长也提到，拆塔的行为肯定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1867年8月28日，决定“中国塔”最终命运的日子终于到来。可惜的是，政府没有采纳总工程师的建议，而是同意了耶稣会士的请愿：“总督委员会批准圣约瑟夫学院的官员自费拆除纳加帕蒂南的古塔，并将其可用材料用于他们计划中的校舍建设。”耶稣会士终于如愿以偿，他们生怕夜长梦多，果断开展了行动，这座古老的建筑很快被夷为平地，场地也被清理干净。土塔，建于南宋咸淳三年八月，换算为公历，是1267年的8月22日—9月20日期间；而其最终被拆毁，则是1867年的8月底至9月初。这么算来，它的生命历程定格在了整整600年。得知塔被最终拆毁，埃利奥特爵士非常惋惜。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在拆除塔的过程中，发现了珍贵的佛教文物——精美的青铜佛像，还有被当做建筑垃圾随手扔掉的中国瓷器碎片。埃利奥特爵士写道：“如果这座塔未被干预，它本可以屹立多年。保护它所需的仅仅是用几卢比建造一堵坚固的围墙，防止牲畜和过往车辆破坏其底层的墙角。我在二十年前看到的塔楼状态表明，底层仅因暴露在外而受到磨损，并未影响结构的稳定性。” 除了塔的结局，我也对数百年间为“中国塔”留下印记的那些人物后来的生命历程颇感兴趣。巴拉达斯（1572-1646）在印度工作一段时间后，在1620年代前往埃塞俄比亚传教，在1633年被当地统治者驱逐，在返回印度途中又被奥斯曼帝国俘虏，被关在亚丁一年多，直到1634年底才被印度商人赎回。随后他一直没有离开印度，直到1646年去世。巴尔德斯（1632-1671）的生命短暂，在见到“中国塔”之后两年，便于40岁英年早逝。但他也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印度洋海域经历的记录，向西方介绍了印度教和泰米尔文化。瓦伦廷（1666-1727）经历了19年的印度生涯后，回到家乡荷兰，创作了代表作《新旧东印度》，该多卷本于1724-1726年间陆续出版，瓦伦廷则在1727年去世。贾维斯（1774-1851），曾参加了1808-1809年的西班牙半岛战争，后来回到英国本土，担任过多佛城堡的指挥官，以及林肯郡的治安法官和副地方官，1851年在林肯郡去世。胡尔（1798-1872），1822年开始在马德拉斯进行泰米尔语《圣经》修订工作，但由于健康恶化在1828年离开印度返回英国。从1836年起，他一直始终担任卫理公会传教会的总秘书，直到1872年去世。最后是埃利奥特爵士（1803-1887），至1860年一直在印度担任公职，业余时间四处游历，进行考古、碑铭和科学研究。1860 年，埃利奥特爵士退休回到苏格兰，余生在沃尔夫利度过，1887年去世。埃利奥特爵士。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四、另一些后续至此，“中国塔”和那些与它曾有交集的人的故事讲完了。但在最后，还想提一下那座圣约瑟学院后来的事。圣约瑟学院今天依旧健在，而且已经发展为印度颇具声望的高等学府。在学院的历史介绍中这样描述它初创时期：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这所大学于1844年在纳加帕蒂南的海滨小镇以一个简陋的茅草屋起步，只有一名学生和五名耶稣会教师……1866年，学校开始按照大学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学生人数增至400人。看来，1866年是学校希望大书特书的一个节点，这是古塔被拆掉的前一年。那一年，对学校来说，一切都欣欣向荣起来。可能唯一阻碍校园变得更宏大、更美丽的，就是那座不起眼的废旧“中国塔”了。但当我继续阅读校史介绍，却看到了一件令人扼腕的事：“由于行政原因，学校于1881年1月18日迁至位于泰米尔纳德邦中心的特里奇诺波利（Trichinopoly）。”也就是说，这座不断扩建的校园，只使用了很短一段时间就被弃用了。此时距“中国塔”被拆毁，只过了14年！如果当年稍微再拖一拖，中国塔或许就保存下来了。我还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那是2019年圣约瑟学院建校175年之际，学校高层来到纳加帕蒂南，访问旧址。视频中能看到一个穹顶状的建筑。当我对比1784年的那幅最早描绘“中国塔”的绘画时发现，在当时巍峨耸立的古塔旁，也有这样一个穹顶建筑。那可能是“中国塔”一同饱经风霜的同伴，幸运地留存了下来。2016年，圣约瑟学院成为印度仅有的12所获得印度政府“特别遗产身份”的大学之一。不知这座“遗产大学”是否知晓，它曾经拥有过另一份更为古老的遗产，但没有珍惜。
图源：“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
本文转载自“世界遗产之声”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17日文章，原标题为《燕海鸣 | 印度海岸的“中国塔”》。原载于《读书》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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