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约有2000余人先后成功突围，其他大部分人壮烈牺牲，或者被顽军俘获。
1941年1月初，远在延安的毛泽东，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在江苏盐城的刘少奇，时刻关注着茂林，关注着北移新四军的安危。
1月7日，当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整时，毛泽东等人即电告叶挺、项英，不宜在此地久留，以迅速通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月8日，军部回转向高岭进发途中，与国民党军遭遇。叶挺亲自指挥作战，但无法突破敌人的堵截。
叶挺提出:
部队应立即集合出发，乘敌人立足未稳，向茂林方向突围，再向北由铜陵、繁昌之间渡江。
这算是一种亡羊补牢之计。但是，副军长项英仍然犹豫不决，再一次坐失时机，致使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
8日深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竟不辞而别，私自离开部队，挫伤了部队的士气。叶挺知悉后，挺身而出，力挽危局，挑起了指挥全军继续作战的重担。
在此异常困难的时刻，他与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一同将实际情况发电至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作了报告。
当时，由于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在延安枣园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
他先是收到的是刘少奇在1月9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中说:
“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另一封电报报告：
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1月10日，叶挺再次向中共中央报告:
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
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
当天下午，项英、袁国平等未能走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又返回石井坑。
石井坑村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北口的一侧是狮形山，一侧是象形山，沟里只有几个零散的村子，百余户人家，南边背靠东流山。若要固守石井坑，就不能失去屏障东流山。
叶挺严正批评了项英，指出他不服从中共中央命令，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严重错误，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战争紧要关头，未向中共中央请示，也未通知任何人，私自离队，脱离领导岗位，这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同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从7日到10日，由于项英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和失当行动，在短短4天内形势急剧变化反转。
11日，叶挺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
敌人各师已于今日完成对我合围，预计明晨会总攻，现已下生擒我等之命令。
我们方针：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1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待机突击，给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能突破当更好。现士气尚佳，唯粮弹不济，不能久持。
当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
“你们转来叶、姚（饶濑石）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唯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
“希夷（叶挺）、小姚（饶漱石）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2日，经过半天苦战，新四军部队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东流山制高点亦为国民党军所占领。
此时，新四军军部完全处于敌人火力控制之下，指挥部与各纵队之间的联系都已中断，全军指战员处于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叶挺痛心疾首，焦急万分，愤而自责。
下午4时，中共中央的电示传到石井坑村狮形山下一处山坳的祠堂里，在这里，新四军军长叶挺设置了临时指挥部，进行最后的殊死抗击。
电示告知叶挺、饶漱石：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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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 陈毅、 袁国平、 项英、 周子昆。 后排左一为谭震林
此时此刻，作为与党脱离了关系的党外战士叶挺备感激动，决心履行军长之责到最后，誓与军部将士共存亡。
1月12日晚，新四军军部转到石井坑村狮形山树林开会。叶挺与饶漱石商议后，决定遵照中共中央分批突围的指示，以石井坑为中心，把这支仍保持着原来建制的部队分散突围出去，尽可能争取保存更多的革命骨干和有生力量。
总的目标依然是北上，一是经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一是经苏南渡江北上，或就地坚持打游击。
总的突围方向主要有三个：左路向西北往茂林方向，中路往冬青树方向，右路向东北往大康王方向。
13日凌晨，经过简单准备的新四军数千人陆续分散突围。
叶挺、饶漱石率军司令部、教导总队、老5团等部分人员500多人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率军政治部为一路，从石井坑往东北翻越白山顶峰火云尖，往大康王方向突围。随同的有钱俊瑞、夏征农、张元寿、陈茂辉、余立金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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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领导陈毅、项英、李一氓（左四）
1月12日深夜，在皖南事变最后突围关头，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待军部电台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目睹电台被砸毁、密码本被销毁，才在夜幕中突围。
几经周折，他与钱俊瑞、余立金等相遇，经一户当地农民援助，潜藏多日，后来分手。
钱俊瑞、余立金去宁波转苏北，教导总队3名福建籍青年自愿返回家乡。
李一氓则独自一人有惊无险地到了潜口镇，通过一位店主花高价搞到了一张去桂林的通行证。到达屯溪后经过金华，于2月6日辗转抵达桂林。
随后，他从桂林乘火车到衡阳，转乘汽车于2月17日到达广东韶关。一个多星期后，他从韶关乘中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香港，联系到了老朋友夏衍，终于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就这样，李一氓历时1个多月，辗转皖、浙、赣、湘、桂、粤6省赴港，奇迹般地突围脱险成功。
在香港，八路军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详细听取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口头报告。接着，李一氓将事变详细经过写成文字材料，由驻港办电台发往延安。
12日晚，与李一氓在一起的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通信科副科长兼无线电总队总队长曹丹辉奉叶挺之命，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后撤退。
深夜突围中，曹丹辉和李一氓很快被冲散。第二天早晨，一些被冲散的战友又三三两两聚集起来。
在一片杂树丛中，曹丹辉遇到了参谋周绍坤、秘书陈烙痕，他们一边往上山走，一边把隐蔽在密林里的同志喊了出来。
这时，教导总队一个学员，把随身携带的一面红色的信号旗打了起来。许多被冲散隐蔽起来的同志，赶紧顺着红旗飘动的方向奔上山来。
很快，这个3人战斗小组，扩大成了一支50多人的队伍。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在突围中，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又被敌人冲散了。
后来，曹丹辉一个人不停地向前走，他躲过了国民党军的搜捕。第二天黄昏，来到了山下的一个小村庄，竟然碰上了军部机要秘书顾雪卿。
他俩来到村里一户穷人家，主人老大爷知道他们是新四军后，热情地给他们做了些吃的。
接着，曹丹辉掏出足够买4套衣服的钱，把老大爷两个儿子身上穿的上衣、裤子全买了穿上，离开老大爷的家，俩人走到青弋江一条支流边，正要渡河，碰上一群国民党兵，又被冲散。
没法通过警戒森严的青弋江，曹丹辉独自辗转到了泾县二十里铺。在街上一个小商摊上，他遇到的青年女摊主竟是一名地下交通员。
这个女摊主仔细地打量后，判断曹丹辉是一名新四军，就把他带进了附近的一间草房，让他快从这房子后面的稻田向北走，说那里有渡口。
曹丹辉十分感激，快速走向渡口时，又巧遇原来在云岭驻防时认识的小岭造宣纸的工人张大哥。
于是，他由挑稻草挑子的张大哥掩护，一块儿向渡口走去。在渡口，曹丹辉再次巧遇顾雪卿，俩人一起渡过了河。
下了渡船，两个人到前面小岭街上的一个茶馆，要了点吃的。曹丹辉刚吃了一个烧卖，小跑堂的就进来低声说：
“你们快走，泾县县长带着20多人进街来了，我给开后门。”
他俩迅速从后门跑了出去，再次脱险。随后翻山越岭，在一个夜晚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在一家老两口的小草房里住了两天，这家人的儿子和女婿都是新四军。
第三天早晨，翻过一座山，就到了长江边，在山下小村里碰到了老3团的同志，见到了营长袁大鹏。
接着，又在前面一个村里，见到了突围出来的特务团政委张闯初。
当晚，几名团营干部在一块儿开了个会，决定暂停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一个多月以后，他们继续收容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达到2个营4个多连，终于在无为县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到皖中与挺进游击纵队会合。
1月12日夜，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分散突围时被分配跟随项英一路。
叶超觉得人太多，目标大，不易突围出去。可是他的话谁也不听，于是他就拉开距离，让大家先走，自己殿后。结果，他一坐下来就睡着了。
醒来之时，周围一片漆黑，一个人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侦察科科长陈铁君赶了上来，他是因病掉队的。
于是，他俩结伴翻越火云尖。天亮时，他们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撕碎埋掉，以防被俘时让敌人搜去。
再往前走，到了西坑，碰见了叶挺、饶漱石等首长，大家会合了。叶挺坐在一片小树林里，身边还有副官、警卫员，大家默不作声。
叶超去见叶挺，把余立金组织部队的情况简单作了汇报。后来，叶超跟陈铁君商量后向饶漱石提出了趁天黑之际突围出去的建议。
13日上午，叶挺在西坑临时组织起手枪队，向国民党军的阵地冲击，终因兵力、火力悬殊而未能突破国民党军密集扫射的机枪防线，剩余人员只得四散寻机突围。
随后，国民党军第108师派一个排长在谷口举着白旗边走边喊：“我们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贵军可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
作为民主人士的军部敌工部部长林植夫与第108师素有旧交，便自告奋勇向叶挺请求带几人前去谈判，但他们下山到敌师部后，随即被扣押。
下午，为营救被困在山中的部队，饶漱石提议叶挺亲自下山去见国民党军第108师师长戎纪五，因为他们是老熟人，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叶挺一开始表示不能去，认为与戎谈判现在根本没有条件，去了也是步林植夫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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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旧照
饶漱石再三劝说：
“军长，这不是你个人的行为，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
叶挺对党的命令坚决执行，说：
“如果是党派我去，我就服从。”
叶挺根据饶漱石的意见，致信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
14日上午，叶挺再次组织手枪队向国民党军第108师644团阵地猛烈冲杀，仍然未能冲出坑口。
下午4时，第108师派一个营长上山请叶挺到师部谈判，叶挺随后带领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等随员10余人前去与国民党军谈判。
当时，饶漱石、张元寿、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夏征农、民运部第3科科长陈茂辉等送军长出山口。
可是，国民党军出面见叶挺的却是第52师副师长朱惠荣。这样，不但没有给叶挺任何转圜的余地，而且叶挺随即被无理扣押，不久后入狱。
饶漱石等人的突围是在1月14日傍晚开始的，他们等不到叶挺回来，知道情况不好，就决定分组分散突围。
饶漱石与5名同志埋藏了武器，更换了便衣，然后往坑口外走去，可没走多远就遇到一群国民党军，为首的是个连长。
他一番盘问，饶漱石赶紧掏出身上所有银圆，连同怀表和金笔塞到那个连长手中，说自己是个商人，正遇上打仗，进山迷路了。
连长望了望嘴上留有一撮小胡须、身穿皮衣的饶漱石，说：
下山往东走吧。
饶漱石等赶紧走，才走了几十米，未及庆幸脱险，那个连长突然叫他们站住，饶漱石以为这下暴露了。
不料，这个连长给他们写了一张路条，又告诉他们：
没有路条，你们就这样下去还是走不了的。我只能帮到这里，以后的路，就看你们自己了。
饶漱石一行拿着路条，专走小路，从茂林经太平县城转车到皖南屯溪，经地下交通员王嗣安排，在阳源地下党员汪茫家里隐蔽，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
2月中旬，在春节前夕，饶漱石由皖南地下党掩护从屯溪乘汽车到浙江兰溪，再经浙江地下党安排护送到永康，最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上海。
新四军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突围往外冲时，跟侦察科长陈铁君失掉了联系，但碰上了作战科的两个见习参谋，一个叫王守智，一个叫刘述辉。
刘述辉对打游击有经验，他们一行三人后来突围出去了。
陈铁君在突围途中，遇到了夏征农，他们与地方干部陈爱曦半夜三更躲在一个熟悉的村民家中，一躲就是近一个月。
后来，夏征农通过圣公会陆会长帮助，去茂林买来了两套便衣，化装成茶商。夏征农当老板，陈铁君扮成伙计，由可靠的圣公会冯教友带着从柳村出发步行到泾县县城。
在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步行到芜湖。再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又从南京转车到上海。
不久，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派交通员把夏、陈送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经过一个月，叶超和途中遇到的胡立教、扬帆等人一起，在2月15日上午安全到达苏北东台新组建的新四军第1师师部，见到了陈毅代军长和粟裕师长。
当天下午，他们三人向陈、粟首长汇报了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
16日晚，叶超等到达盐城。赖传珠参谋长派人要叶超和胡立教到军部去向刘少奇政委作详细汇报。
这天晚上，刘少奇一边听汇报，一边提问题，问得很具体，插了很多话，分析很到位。
他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战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最后他说：
你们二人是皖南突围到达新军部的第一批同志，也是最清楚情况的同志，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很快，叶、胡二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代中原局起草了一个电报，把皖南事变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新四军皖南北移共三路纵队，第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为了掩护军部突围，冲锋在前，最后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受伤后被俘，被俘后，张正坤受尽酷刑，不改初心，为了掩护战友越狱，而不幸牺牲，唯独第一纵队司令员傅秋涛成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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